欢迎访问浙江省硅酸盐学会

服务热线:0571-82688368 / 您好! 请登录立即注册 购物车

“伊万里”见证中日陶瓷文化的交流

2018-01-14  1989

  中国瓷器源远流长,宋代以后大量出口海外,对世界瓷器特别是周边国家瓷器的生产和使用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通过中外瓷器对比,研究外国瓷器中中国因素的发展、演变,进而反哺、充实、推动中国瓷器研究工作。近几年的考察发现,日本的伊万里瓷中有大量中国景德镇瓷的元素,今书录成文,希望对朋友们有一定帮助。
  明朝初年瓷器生产分为官窑和民窑,从明朝前期到中期的正德年间,这两种窑在风格上具有明显的区别。官窑胎土精细,造型考究,画风细腻工谨;民窑胎土、器型较为粗糙,绘画风格写意豪放。但自嘉靖年间开始实行的官搭民烧政策使两者的区别变得不再清晰,很多宫廷御用瓷器都委托民窑进行烧制,致使民窑在原料的供应、制瓷的技艺等方面均获得了飞速的提高。从嘉靖年间开始的明朝末期是民窑取代官窑,创造力大大提高的时期。
  实际上,景德镇民窑在万历年间就已经确立了新的万历风格,即被日本人称为“芙蓉手”的风格。这是一种极富装饰性的工笔青花瓷,亦称为“克拉克瓷”。据日本滕冈了一著《明の染付》载“称之为芙蓉手的青花瓷……大约在万历时创烧,这类产品主要由东印度公司输出,不仅输往欧洲,也输往南洋各地,江户时代也大量输往日本,不久它在日本的有田被仿制,并大量出口”。伊万里仿景德镇窑制作的芙蓉手,是专门针对西方人制作的,以盘类居多。其装饰手法是将器皿边沿分成放射状八区,于花形开光内饰花果纹、八宝纹等,盘子中间主要画面里常饰以当时北欧流行的静物画和风景画,这些几何形的图案像芙蓉花瓣,所以日本人称之为“芙蓉手”,这种瓷器胎体薄,纹饰布局严谨,制作精细,与日本茶人喜欢的那种具有大写意风格的青花瓷明显不同,体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审美习惯。



  除“芙蓉手”较为规矩的装饰外,明末景德镇民窑生产的纹饰洒脱豪放、具有大写意风格的青花瓷,也得到日本人的青睐,在日本被称为“古染付”,即古青花瓷。古青花是指在日本江户初期进口到日本的明末青花而言,亦即天启青花瓷。器形大多是碗、盘、瓶、罐、钵等小件器物,均为民间粗杂器,画面多以山水、花鸟、人物为主,绘画题材不受摹本的局限,只取其构图或意境,形成了挥洒自如、写意概括的独特风貌。这些古青花瓷,在口沿或底部边缘往往留有由于釉的脱落而显示出像被虫蛀过的痕迹,被日本学者称为“虫食痕”。当时在古田织部茶人非常欣赏这种风格的茶具,常用木头做成模型到景德镇来订购茶器,因而在明末的景德镇民窑青花器中,日本人订购的茶具占了相当部分,造型和画风具有浓重的日本意韵。
  崇祯初年,在东南亚和欧洲一带非常有影响的“芙蓉手”供不应求。同时日本远州一带的茶人也向景德镇民窑订购类似芙蓉手的那种带有工整性、图案性、装饰性纹样,并具有日本风味的茶器,由此,在日本产生了一批“祥瑞”风格的日用器。祥瑞是釉色纯正、用料上乘、纹饰寓意吉祥的高级青花茶具,这类风格可以说是在“芙蓉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比芙蓉手更为精致和讲究,装饰方法更加繁杂多样。



  从日本16-17世纪桃山时代的遗迹中出土的中国陶瓷来看,日本当时进口了各种各样的青花瓷器,其中明朝末期景德镇窑生产的产品呈现出复杂多样的风格。但由于这些产品都是生活用具,亦或是国外到景德镇特制的原因,中国国内这一时期出土物很少,传世品也很罕见,文献资料也很少述及。“关于民窑的详情,却缺少有系统的整理研究,特别是有关明代外销瓷的历史,几乎所知甚少。”对于这一时期的瓷器风格,只能从国外出土的明末瓷器及流传下来的作品来进行研究。
  清朝初期的景德镇民窑仍传承着明朝末期的发展趋向,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我们可以从流传至今的出口到西亚、西欧的代表性民窑作品中判断出,主流风格就是以芙蓉手为代表的万历风格。明末景德镇瓷以其造型和绘画的艺术神韵,兼具生活用品和艺术欣赏的双重价值而风靡欧洲,很多画家把中国瓷器做为绘画创作的蓝本,这成了研究中国瓷器的重要资料。根据画师的生卒年及纪年铭就可以确定画的制作年代或者其制作年代的上限、下限。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得出结论:从16世纪末期开始到17世纪的近百年时间是万历风格的鼎盛时代。
  在明朝末年的崇祯年间生产的,刻有吉祥图案,被称之为祥瑞的青花瓷器是判断烧制时间的最有效资料。在日本,保存有很多模仿祥瑞图案的青花瓷器及彩绘瓷器(日本人称色绘祥瑞),可以从这些作品中大致了解到一些清初民窑的风格。特别是彩绘,在白瓷胎上以勾勒的线条为框架,以明快的图案为特色,虽然仍以山水画、花鸟画、人物画及明朝末期的图案为主,可是与充满风韵的古青花瓷不同,画面大多都充满着强烈的世俗富贵气。
  不论官窑还是民窑,不将画稿图案化,而是尽量将画稿的风格原汁原味的表现在瓷器上是清朝制瓷的一大基调。这种思潮,开始在一些瓷器中萌生,并进一步发展起来,在日本俗称为“南京手”的彩绘以及青花瓷就是这一类。以大型的壶、瓶、水罐、酒壶、酒杯式花瓶、盘、盆等为代表性的器皿,大部分都未出口到日本而是出口到西欧、西亚,并在这些地方广为流行。虽然也有例外,但从万历风格产生以来,民窑所生产的大型瓷器作品一般不向日本出口,而主要出口到西亚和西欧市场。
  明末清初,出口到西欧及日本的景德镇的瓷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这种差异的产生主要取决于订制者的需要,其中有两个理由。其一,饮食习惯的差异是决定器皿大小的重要因素。其二,西欧和日本在经济实力上有很大的差异。当时,景德镇的一流产品在西欧的贵族中间十分流行,因此被出口到西欧。如果从出口品的角度来观察17世纪的景德镇窑,特别是从与伊万里陶瓷的关系中来理解的话,出口到西亚、西欧和出口到日本的产品在风格上的差异实际上应作为重要的问题而引起关注。

  江户初期的元和2年,在佐贺县西松浦郡有田町及其附近,开始建立起烧制伊万里瓷器的古窑。对于这种说法,近年来,有观点认为应该追溯到更早的桃山时代。通过对古窑遗址的发掘、调查及对具体的出土遗物的研究发现,从开窑之初,伊万里瓷就受到中国制瓷工艺的很大影响,同中国陶瓷(大部分都是景德镇瓷器)的编年相对照,没有发现万历时代的青花瓷片,大约在1620年以后制成的青花瓷成为初创期的原形,那么伊万里陶瓷开窑一说是有根据的。
  这十年来,日本的中世纪及近代的考古学取得了明显的进步。考古发现,大量的16、17世纪中国产的青花瓷器在日本的各个津浦,旧城、住宅、寺院等主要遗迹中被发现。当时,进口瓷器都是高级器皿。
  在制瓷活动中,伊万里瓷是唐津烧的延伸,这两种陶瓷是在领主及藩主的保护、领导下发展起来的,大部分陶工来自于朝鲜半岛,但要想形成日本本身的陶瓷风格的话,就必须根据日本人的需要来进行生产。虽说在有田发现白瓷矿是偶然的,但毋庸置疑,陶工们一直有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烧制出白瓷青花。宽永年间,中国产的陶瓷经由平户港和长崎港大量进入日本,从中国进口来的上等青花瓷器在日本作为高级器皿而被奉若至宝。因此,初创期伊万里瓷器一开始就模仿中国风格的青花瓷器,同时亦有朝鲜李朝瓷艺的影子,钴料则依赖中国进口,日本青花终于烧制成功。用当时的话来说,正是由于伊万里瓷器是以南京陶瓷(中国产的青花瓷或朱彩器)为摹本,日本的瓷器制造业才开始起步的,所以后代子孙一提起瓷器,就会想到中国风格,一提到南京瓷器,也是指日本的瓷器,南京瓷器就成为瓷器的代名词。



  和青花瓷一样,日本的赤绘工艺也源于中国。从有田的陶工酒井田柿右卫门保存的文书中可以详细地了解到这些事情。大约正保4年(1647)稍早些的时候,在长崎生活着擅长彩釉的中国人,喜左卫门(初代酒井柿右卫门)从他们那里学到了最新的彩绘技术,当时福建汕头五彩最早流通到日本,所以柿右卫门五彩应是首先借鉴福建红绿彩,而后渐渐采用景德镇的五彩制作技法。
9世纪以来直到明朝末期,日本一直从景德镇进口低档的陶瓷。所以,在被称之为古青花瓷的独特绘画风格的瓷器中,纹饰洒脱的小型碗、碟类被大量进口,很自然的这就成为伊万里瓷器最重要的摹本。
  可是,俗称伊万里初创期的瓷窑产品也并不是完全摹仿进口瓷器。如果观察描绘的图案,就会发现和古青花瓷相同的事例并不少,而在形状和图案方面基本一致的也不过是一些中小型的碗、碟、水瓶。除此以外,酒壶、壶等器物上描绘了与古青花瓷完全不同的图案。追溯图案的起源,就可以发现,它是以明朝后期的绘画为基础,其中又添加了若干日本式的创作风格。总而言之,初期伊万里的图案被分为三个要素:以古青花瓷的图样为摹本;明朝后期的绘画为摹本;自创图样。仿古青花瓷遗物的器形同古青花瓷非常相似,绘画摹本中有很多都具有初期伊万里的独特造型,据此就可以推测出初期伊万里的内部变化。
  探寻古青花瓷和初期伊万里的关系,就会发现,古青花瓷大致分为日常用的器皿和顺应茶道爱好者要求的茶具,初期伊万里瓷也分为日用饮食器和水瓶、花瓶、香炉、香盒、茶杯等的茶道用具,两者大体相同。
  从瓷窑遗址中,出土了很多中国产的青花瓷器,可是其中却没有古青花瓷。由此可见,烧制伊万里瓷器的陶工们并不是全部模仿进口青花瓷来制作陶瓷,而是挑选那些自认为应该流传下来的古青花瓷进行模仿。在伊万里陶瓷出现不久的宽永年间,中国陶瓷经过中国、荷兰、葡萄牙商人大量进入长崎和平户。由于这些质优价廉的中国陶瓷的出现,生产类似产品的新兴陶窑想要生存下去就变得很困难。史料中记载,由于伊万里陶瓷产品销售困难及藩税沉重,有的商人离家出走,在这种严峻的情况下,伊万里的陶工们为了生存下去,开始模仿古青花瓷。
  中国明末清初之时,战争频繁,经济萧条,禁海令的颁行更使景德镇窑向欧洲供应的外销瓷产量锐减。顺治元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景德镇购入瓷器65906件,同以前相比已经衰微,顺治四年情况变得更坏,顺治六年一件未购到,为此荷兰东印度公司告诉本国景德镇瓷购入困难的情况时,哀叹“中国时期”结束了。处于通商口岸的日本伊万里窑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有田的陶工们迅速作出了反映,开展大规模的市场调查,并致力于白瓷的制造和彩绘的改良。万治2年(1659)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摩加商馆向有田订购了多达56700件的瓷器,这成为伊万里瓷迅猛发展的有利契机,从此以后,日本的伊万里瓷出口就迎来了持续140年的鼎盛时期。
  由于荷兰东印度公司向伊万里订购的陶瓷产品取代了从中国订购的产品,至此,伊万里瓷就和为迎合国内的需要而生产出来的中国式产品在风格上完全不同。西亚、西欧的上流社会所追崇的中国陶瓷是以万历风格为主的景德镇窑的杰作,而日本人比较喜欢景德镇民窑生产的古青花瓷、天启彩瓷、南京青花瓷、南京彩瓷等粗糙的小东西。
  因此,为了满足西欧的订货要求伊万里瓷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了以下问题:其一,制作大型陶瓷的成型技术和烧制技术;其二,提高已经开发出来的白色瓷胎。并且婉转清丽的彩绘颜料此时也得到改良,最终生产出俗称柿右卫门风格的彩绘瓷器。17世纪后半期,伊万里的陶工们致力于陶瓷产品的生产,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较大的成功。
  在出口产品时代,伊万里陶瓷的风格也完全改变,准确的说,在有田制陶中心内山,聚集了生产出口产品的大型窑址和彩釉业者,在这里建立起分工体制以适应西欧的需求,外山是以青花瓷器为中心生产内销瓷器的地方。和柿右卫门窑一样,有的窑虽然位于外山,但也生产出口的青花瓷器。
 “芙蓉手”所代表的万历风格极具装饰性,伊万里瓷长期固守着这种风格的模式,而彩绘瓷器则在不久以后迅速地向日本化风格转变,从而形成了优美潇洒的柿右卫门风格。整个过程从延宝年间到贞亭年间,即17世纪70年代——80年代的后半期。
  17世纪后半期,用于出口的彩绘瓷器是以柿右卫门风格为代表的。而内销的彩绘代表作是以相同的万历模式为基础,遵循瓷器大型化的古九谷风格的大盘和盆。古九谷风格的彩绘瓷器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在石川县生产的,可是根据对古九谷窑遗址进行挖掘的结果证明,古九谷的坯料有很多都是在有田生产的,其彩绘的圆形也可以从伊万里陶瓷中找到,还从有田古窑遗址中发现了相同的坯料,所以有人指出,这是伊万里瓷器主导型的彩绘。所以,在探讨17世纪的景德镇和伊万里瓷的风格时,古九谷风格亦不能忽略的。
  至此,把17世纪的景德镇和伊万里的产品对应起来,来叙述伊万里瓷器的发展时,就可以说初创期中的明朝末期的古青花瓷、进口时代中的明朝后期的万历风格成了伊万里瓷器的风格和基干。万历风格比古青花瓷形成得更早,但在伊万里中却被更晚提及。17世纪的伊万里瓷器,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景德镇式的伊万里瓷,我们不得不惊异于景德镇民窑产品所具有的强烈的指导力。如果没有景德镇的影响,没有荷兰商人的推动的话,伊万里瓷器的历史将会处于一种极其贫瘠的状态。进入18世纪以后,伊万里瓷器名扬欧洲,景德镇窑应荷兰商人的要求进行描绘,这是17世纪的伊万里瓷器的陶工们遵从景德镇的陶艺努力发展的结晶,也可以说是17世纪制陶事业的一个里程碑。
  所以,在17世纪的伊万里瓷器的发展过程中,除了明朝末期的制瓷技艺以外,我们也不能忽视清朝初期瓷艺的影响。
清初的闭关锁国政策直到17世纪80年代开始解除,景德镇瓷器重新被出口到西欧、日本,同以往一样,向西欧出口大型瓷器,向日本出口小的瓷器。结果新出口的瓷器迅速波及到了伊万里瓷器。
  康熙五彩对日本出口数量极少,对伊万里瓷器影响也不是很大。五彩是以青花做为釉下彩,其他彩料用以釉上创作,遵循花鸟画、山水画、人物画这些中国传统的图样和绘画的情致。伊万里的染锦手即是以康熙五彩为范本创作出来的,有的在染锦手上描出战斗、宫殿图样的大壶和酒杯式花瓶。康熙五彩瓷器出口到欧洲以后,喜好新奇的欧洲人马上向伊万里订购新到的款式,或者是预见到欧洲人的需求后,伊万里瓷器的制瓷工人们马上就开始采取相应的措施,制作出类似康熙五彩的彩瓷。
  不仅仅是染锦手,17世纪80年代制造出来的柿右卫门风格的彩瓷器中,也有表现三果画、人物画、花鸟画的薄薄的盘子。康熙五彩瓷在日本被称为南京朱彩瓷,而像在器皿口的边缘涂上红色这样的作品都是摹仿康熙五彩瓷小盘的样式和形状制造出来的,除此之外,仿制康熙五彩瓷器的彩瓷也有很多,只是没有被发现而已。



  就这样,伊万里瓷器受到清朝景德镇瓷器的影响,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开始独立进行开发,加入金彩后制成的华丽绚烂的金襽手,很快席卷了西欧市场和日本国内市场,可还没有形成潮流就衰落下去。这种使用了金泥、金箔、具有金彩风格的彩瓷,是仿制明朝后期嘉靖年间景德镇民窑制造的所谓的金襽手五彩,17世纪末以后,积累起财富的日本商人阶级非常喜欢嘉靖金襽手。结果,绘有荒矶、琴高仙人、赤玉云龙、寿字等吉祥图样,并在其周围装饰了彩绘和金彩的盆在伊万里被制造出来。而且不仅在国内使用,还销往国外,此后一说起伊万里彩绘,就是指这种金襽手,从江户后期开始到明治以后,深受赞扬。